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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色列:“创业国度”的傲娇与隐痛

文|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 聂欧

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,他们没有华为、联想,也没有索尼、三星,因为“犹太人缺乏安全感,讲求快速获利”,缺乏对企业、产业成长的耐心。

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,他们没有华为、联想,也没有索尼、三星,因为“犹太人缺乏安全感,讲求快速获利”,缺乏对企业、产业成长的耐心。 财经决策第一号:ENNweekly(«长按可复制) 文|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 聂欧 “不去创业,会觉得很丢脸。”退役老兵Eitan Sella说,当年自己在IBM和创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。尽管30岁出头已有过三次失败的创业经历,但他仍坚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会成功。 犹太民族漫长、复杂、曲折的历史,决定了以色列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特殊国度,每个以色列人细胞里潜藏的“傲娇”,都会在听到“创业国度”这一赞誉时瞬间迸发。 他们会告诉你,在全球挂牌纳斯达克的企业中,以色列有近百家,仅次于美国;IBM、微软、英特尔、惠普、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业,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;并且,以色列风投资金总量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。 “目前有30%多的风投资金来自中国。”以色列外交部经济司以中经贸关系组组长Hila Engelhard给出最新数据——这里已成为中国风投的豪掷之地。 但是,当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用20天时间走访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几十家企业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孵化器乃至国会、经济部的诸多人士后,发现这个备受关注的“创新圣地”其实也有着外界难以察觉的隐痛。比如贫富差距,比如地缘政治风险。 更重要的是,各种孵化器、加速器数量远多于初创企业本身,而其风投体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,B轮以上投资只能依靠国外。 “超过2000万美元估值的企业寥寥可数。”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,他们没有华为、联想,也没有索尼、三星,因为“犹太人缺乏安全感,讲求快速获利”,缺乏对企业、产业成长的耐心。 科研生态:为科学而生,或为商业而活 以色列人的傲娇随处可见,最明显的就是其独特的科研生态——既能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,又有产学研充分结合的有效机制。 “我们的创新基因深入骨髓。”以色列知名风投基金Gemini创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。850万人口中,初创企业的密集度仅次于硅谷——全国一共有6000至10000家,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。 据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对外合作局官员Hovav Ref介绍,历史上两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:一是建国初期全世界犹太人的回归,二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,约100万犹太人来到当时人口仅500万的以色列,其中大部分为高知人群且约17.4%为工程师。 在走访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,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总结出了当前以色列经济的两类支柱型人才:一类为科研而生,另一类为商业而活。 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无疑是第一类人的聚集地。供职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忆此前一次在美国的演讲经历:自己正无比兴奋地陈述着科研成果,台下一位商人却提问该成果何时能够商用,Yael解释说“现在还不行,但这就是科学”,而商人却送了他一句“祝您早日成功”——两个国家、两种文化的差异,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 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,Yael婉拒了数学学院院长的要职,就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科学,远离管理和商业。 他介绍说,魏茨曼拥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多位诺贝尔奖得主,但却仅仅设立了数学、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等少数学院,学科设置上宁缺毋滥,且其优势学科50%集中在生物领域,癌症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顶尖。这种“小而精”的布局,正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缩影。 同样,4年前受邀来到生命科学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,也是看中了这一学术氛围。“我们是纯学术机构,研究经费40%来自政府,30%来自捐赠,还有30%来自第三方。” 而最后这30%,却正需要依赖第二类人——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转化公司耶达(Yeda)居功至伟。 Yeda是以色列首个学院系科技转化平台,也是全球首创及最为成功的科技转化平台之一。为了服务魏茨曼从事基础研究的定位,Yeda的员工长期跟踪科研人员的研究,一旦有商业化可能,就专门成立评估小组并铺开后续的专利协作、申请、授权等商业运作。 “主要依靠专利授权费来继续支持基础研究。”一位Yeda负责人介绍,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都由Yeda主导,平均每个专利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。当前,Yeda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三大最畅销药物专利的公司——以色列梯瓦公司药物Copaxone、雪兰诺公司药物Rebif和美国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药Erbitux。 同样,相对更侧重于实用科学的以色列理工大学,也拥有自己的产学研转化平台。 该校计算机学院负责人Aram Movsisian介绍,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输出大量实用型科研人才,现如今52个研究中心共拥有6家总市值5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,其中一家研究脑癌药品的企业市值高达24亿美元。 政府之手:无翻云覆雨,只清风拂面 以色列另一个傲娇之处,在于政府的“有形之手”拿捏颇为得当。 在贝尔谢巴市的Gan-Yam Negev高科技园区,CEO助理Itay Katzqv解析了该园区的股本结构:市政府出地并给予税收优惠,Gav-Yam地产公司负责建设和物业运营,该市的本古里安大学提供科研、咨询等支持,KUP投资公司负责筹措资金。 当前,该园区入驻率高达80%,其中33%是网络安全公司,这使得贝尔谢巴逐渐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网络安全城市,并很快闻名全球。 “政府前期会优惠最高20%的税费,或直接减免,或让企业作为补贴发给员工,同时提供必要的咨询帮助。”Itay介绍。他朋友的公司Merphisec,就是由政府牵线德国电讯集团和本古里安大学联合支持,最终获得了JPC的大笔投资。 这种四方合营机制在以色列很常见,政府能据此来维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地位。 一方面,企业自筹创新资金,对创新成果拥有自主权。据统计,以色列工商部门的研发费用45%为自有资金,51%来自国外融资,因而除部分政府资助项目外,企业对创新成果拥有完全的产权。 另一方面,创新以中小企业为主,始终坚持市场导向。在以色列近4000家高科技企业中,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不到10家,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,船小好调头,可及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创新方向。此外,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,其高科技产业研发始终面向全球市场,也使其产品易于走向全球。政府则主要支持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、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,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基础理论和良好环境。 “不仅如此,政府还创建了良好的创业生态。”一位驻以的中方人士称。 例如,以色列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%左右,全国77%的人口接受过12年以上的教育,人才素质较高。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,这一数据排名全球首位。 并且,良好的科技管理体制保证了全国科技工作有序运转,由科技部、经济部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协同推进全国的科技工作,避免重复建设或遗漏。 独特视野:小到精准化,大到全球化 以色列人第三个傲娇之处是“精打细算”,小至精简精细、实用至上,大至国际视野、全球平台。 最能体现“精准”一词的莫过于以色列的农业。 Volcani研究中心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Uzi Moallem表示,尽管该中心是以色列最权威的农业研究基地,却常会为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性研究花费精力。 例如,该中心正在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研发一款新型小麦,减少20%-30%的水分蒸发并增加20%-30%的产量,为此前期一共实施了25个育种计划。该中心还在全国推广了GPS定位施肥技术,区分杂草和农作物,把化肥使用量降到最低。 并且,为降低农作物在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,该中心研发出一种天然薄荷油涂抹在农作物上,加上一种纳米级的特殊包装,使得原本20%至30%的损耗量降至0.5%。 “我们还关注奶牛的幸福指数。”Uzi为农场的每头奶牛装上了6个测量仪器,分别搜集食量、步数、睡眠质量、咀嚼次数等数据,精准计算其所需营养量。 除去精准化,以色列几乎所有初创企业,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国际市场。 前述中方人士表示,不仅以色列企业相当重视国际研发合作,其政府也同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OECD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达成了合作协议,参加了29个国际和国家间工业研发活动,开展了大量项目合作。 而微软、IBM、英特尔、华为等跨国公司均在以建立研发中心,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技合作的进展。据此,以色列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联系,获得了大量国际资金支持。其科研支出中,来自国外的资金占比在四成以上,已成为其第一大资金来源。 “怪异”现象:本土风投断层,孵化器多于初创企业 “不过,以色列也显现出诸多隐痛。”前述中方人士在以生活、工作和投资10多年,有较为深透的观察。 首先,尽管风投活跃,但本土风投基本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,B轮以上大多依赖于境外资金。 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Aram指出,以色列不是金融中心,全国仅有两家银行——以色列工人银行和国民银行,直接融资体系基本被垄断,其高昂的收费让初创企业不堪重负。 风投等间接融资的体量亦非常有限,且大多集中在特拉维夫。数据显示,尽管以色列的风投总量已从2012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310亿美元,但本土风投占比不到2%。 比如,以色列理工大学位于第三大城市海法,持续融资的艰难和风险正使得毕业生们的创业意愿下降,开始选择IBM等大公司的稳定生活。 “其他城市就更难了。”Aram坦言,企业从襁褓期就必须赢得境外风投的青睐,而当前的优选之一便是中国。 金融科技孵化器Co-Founder首席执行官Avi Cohen透露,他们引入了香港汇丰等四家合作银行,现有资金3/4来自境外,且中国一家风投基金PandoGroup的2.5亿美元投资支撑了整个孵化器的运营。而在该孵化器中的Multi Sense网络反欺诈公司,如今同样依靠中国风投Bandit的支持。“明年会在上海召开一场金融科技会议,进一步寻找中国投资者。” Itay正在通过谷歌翻译软件自学中文。今年7月,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前来考察的中国平安集团做了数小时交流。“在这里,没有人不渴求金主的到来。” 第二个“怪异”现象是,各种孵化器、加速器数量超过了初创企业,且大多同质化。 除了提供办公地点、基础设施以及4-6个月的差异化培训外,这些孵化器大多不占有初创公司股权,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化人脉和融资能力上,盈利主要来自中介费。 例如,拥有全球网络的孵化器Masschallenge(MC)不久前在耶路撒冷开设了分支机构,其负责人Yonit Golub Serkin介绍,已有835家公司从他们的孵化项目中“毕业”,MC共为其募集了14亿美元并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。最近,他们又从4270家初创企业中选出376家,正在全球范围寻找风投。 同样,美国众创空间Wework也在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设立了分支,初创企业可以按月签合同,等待融资。 “但是,更多无名的小型、微型孵化器缺乏人脉和竞争力,很难生存。”前述中方人士称。 赚快钱心态:哄抬“物价”,陷入“做不大”怪圈 以色列“双创”的又一隐忧,是文化、习惯所导致的企业“做不大”。在大量金主涌入的当下,创业者通常会哄抬“物价”以快速盈利。 “非常明显,这两年初创公司的收购价涨了很多。”前述中方人士说,资质和潜力相差无几的两家公司, 5年前后售价翻了6-10倍。 而这一切的基础,是源源不断的“金主”。 Hila援引官方数据称,今年的两场中以峰会,每次都有超过2000多家企业参与。2015年,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政务、商务和旅游人员共达4.7万人次,而今年截至8月底,这一数字超过了5万。“去年以色列的风投资金30%以上来自中国,今年还会更多。” 网络安全、精准农业、生物制药、智慧交通等是中国风投的热点,复星、阿里、盛景等企业代表团纷纷涌入,并由此带动了中国高校的对以投资。 以色列理工大学子公司Sealantis首席执行官Tomer Fuchs介绍,为了赢得中国投资,他们专门在中国申请了专利,并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1200万美元投资。 但事实上,以色列的公司已经越来越贵。 Eran也直言,早年他创办Gemini基金时,以色列的初创公司“很便宜”,但现在本土风投越来越难,因为“价格被炒起来了”。 前述中方人士分析,真正的好标的已过于昂贵,因而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粗中选精,还要注重整合双方资源,以免收购失败。他说,一些明星投资效应很可能会引致更多的跟风行为——例如,中国巨人网络的壳公司世纪游轮10月25日宣布,以发行股份255亿元和支付现金50亿元两种方式,收购以色列网络游戏公司Playtika,其中仅史玉柱一人就大手笔增持50亿元。 “如此收购未必可持续,会对明年的投资风气造成误导。”他表示,尤其是在对以投资已经过热的当下。 那么,大量的境外资金为何造不出一家华为、联想或者索尼、三星? Eran分析,犹太民族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及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,使得他们一方面居危思危,只能以科技创新来富国强国,形成了挑战权威、愿意冒险的民族特征,即便是创业失败,也会屡败屡战。 另一方面,以色列人普遍具有赚快钱的心态,一旦看到资本的曙光,就会很快卖掉公司变现,以求回笼资金进行下一次创业。因而,以色列拥有大量创业经验丰富的导师,却缺乏能持久作战、深耕不懈的守望者。 前述中方人士劝诫中国企业,不要一哄而上,更不要简单购买,要深入调研并尊重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,“我们的豪掷才有可能成功”。

“不去创业,会觉得很丢脸。”退役老兵Eitan Sella说,当年自己在IBM和创业之间毫不犹豫地选了后者。尽管30岁出头已有过三次失败的创业经历,但他仍坚信自己的第四家公司Hybrid一定会成功。

犹太民族漫长、复杂、曲折的历史,决定了以色列是个有着强烈民族感的特殊国度,每个以色列人细胞里潜藏的“傲娇”,都会在听到“创业国度”这一赞誉时瞬间迸发。

他们会告诉你,在全球挂牌纳斯达克的企业中,以色列有近百家,仅次于美国;IBM、微软、英特尔、惠普、雅虎和谷歌等全球300多家一流高科技企业,都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;并且,以色列风投资金总量甚至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。

“目前有30%多的风投资金来自中国。”以色列外交部经济司以中经贸关系组组长Hila Engelhard给出最新数据——这里已成为中国风投的豪掷之地。

但是,当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用20天时间走访了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几十家企业、大学、研究所、孵化器乃至国会、经济部的诸多人士后,发现这个备受关注的“创新圣地”其实也有着外界难以察觉的隐痛。比如贫富差距,比如地缘政治风险。

更重要的是,各种孵化器、加速器数量远多于初创企业本身,而其风投体系也大多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,B轮以上投资只能依靠国外。

“超过2000万美元估值的企业寥寥可数。”一位以色列风投人士称,他们没有华为、联想,也没有索尼、三星,因为“犹太人缺乏安全感,讲求快速获利”,缺乏对企业、产业成长的耐心。

科研生态:为科学而生,或为商业而活

以色列人的傲娇随处可见,最明显的就是其独特的科研生态——既能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,又有产学研充分结合的有效机制。

“我们的创新基因深入骨髓。”以色列知名风投基金Gemini创始人Eran Wagner很是自豪。850万人口中,初创企业的密集度仅次于硅谷——全国一共有6000至10000家,去年一年就新增了1400多家。

据以色列经济和工业部对外合作局官员Hovav Ref介绍,历史上两次大移民造就了以色列的今天:一是建国初期全世界犹太人的回归,二是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,约100万犹太人来到当时人口仅500万的以色列,其中大部分为高知人群且约17.4%为工程师。

在走访了近十家高校和研究所之后,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总结出了当前以色列经济的两类支柱型人才:一类为科研而生,另一类为商业而活。

全球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无疑是第一类人的聚集地。供职于此的Yael Edelman教授回忆此前一次在美国的演讲经历:自己正无比兴奋地陈述着科研成果,台下一位商人却提问该成果何时能够商用,Yael解释说“现在还不行,但这就是科学”,而商人却送了他一句“祝您早日成功”——两个国家、两种文化的差异,至今让他记忆犹新。

在魏茨曼工作的36年里,Yael婉拒了数学学院院长的要职,就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科学,远离管理和商业。

他介绍说,魏茨曼拥有200多名世界一流的学者和多位诺贝尔奖得主,但却仅仅设立了数学、生命科学和计算机等少数学院,学科设置上宁缺毋滥,且其优势学科50%集中在生物领域,癌症研究水平更是全球顶尖。这种“小而精”的布局,正是追求纯粹科学的缩影。

同样,4年前受邀来到生命科学院的Berta Strulovici教授,也是看中了这一学术氛围。“我们是纯学术机构,研究经费40%来自政府,30%来自捐赠,还有30%来自第三方。”

而最后这30%,却正需要依赖第二类人——魏茨曼旗下的科技转化公司耶达(Yeda)居功至伟。

Yeda是以色列首个学院系科技转化平台,也是全球首创及最为成功的科技转化平台之一。为了服务魏茨曼从事基础研究的定位,Yeda的员工长期跟踪科研人员的研究,一旦有商业化可能,就专门成立评估小组并铺开后续的专利协作、申请、授权等商业运作。

“主要依靠专利授权费来继续支持基础研究。”一位Yeda负责人介绍,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过程都由Yeda主导,平均每个专利每年收入超过10亿美元。当前,Yeda是全球唯一同时拥有三大最畅销药物专利的公司——以色列梯瓦公司药物Copaxone、雪兰诺公司药物Rebif和美国英克隆公司的抗癌药Erbitux。

同样,相对更侧重于实用科学的以色列理工大学,也拥有自己的产学研转化平台。

该校计算机学院负责人Aram Movsisian介绍,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输出大量实用型科研人才,现如今52个研究中心共拥有6家总市值50亿美元的初创公司,其中一家研究脑癌药品的企业市值高达24亿美元。

政府之手:无翻云覆雨,只清风拂面

以色列另一个傲娇之处,在于政府的“有形之手”拿捏颇为得当。

在贝尔谢巴市的Gan-Yam Negev高科技园区,CEO助理Itay Katzqv解析了该园区的股本结构:市政府出地并给予税收优惠,Gav-Yam地产公司负责建设和物业运营,该市的本古里安大学提供科研、咨询等支持,KUP投资公司负责筹措资金。

当前,该园区入驻率高达80%,其中33%是网络安全公司,这使得贝尔谢巴逐渐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网络安全城市,并很快闻名全球。

“政府前期会优惠最高20%的税费,或直接减免,或让企业作为补贴发给员工,同时提供必要的咨询帮助。”Itay介绍。他朋友的公司Merphisec,就是由政府牵线德国电讯集团和本古里安大学联合支持,最终获得了JPC的大笔投资。

这种四方合营机制在以色列很常见,政府能据此来维护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重要地位。

一方面,企业自筹创新资金,对创新成果拥有自主权。据统计,以色列工商部门的研发费用45%为自有资金,51%来自国外融资,因而除部分政府资助项目外,企业对创新成果拥有完全的产权。

另一方面,创新以中小企业为主,始终坚持市场导向。在以色列近4000家高科技企业中,资产总额超过10亿美元的不到10家,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,船小好调头,可及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创新方向。此外,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,其高科技产业研发始终面向全球市场,也使其产品易于走向全球。政府则主要支持基础科学和共性技术研究、设立科技产业园区等,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提供基础理论和良好环境。

“不仅如此,政府还创建了良好的创业生态。”一位驻以的中方人士称。

例如,以色列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%左右,全国77%的人口接受过12年以上的教育,人才素质较高。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,这一数据排名全球首位。

并且,良好的科技管理体制保证了全国科技工作有序运转,由科技部、经济部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系协同推进全国的科技工作,避免重复建设或遗漏。

独特视野:小到精准化,大到全球化

以色列人第三个傲娇之处是“精打细算”,小至精简精细、实用至上,大至国际视野、全球平台。

最能体现“精准”一词的莫过于以色列的农业。

Volcani研究中心动物科学研究所所长Uzi Moallem表示,尽管该中心是以色列最权威的农业研究基地,却常会为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性研究花费精力。

例如,该中心正在为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研发一款新型小麦,减少20%-30%的水分蒸发并增加20%-30%的产量,为此前期一共实施了25个育种计划。该中心还在全国推广了GPS定位施肥技术,区分杂草和农作物,把化肥使用量降到最低。

并且,为降低农作物在运输储存过程中的损耗,该中心研发出一种天然薄荷油涂抹在农作物上,加上一种纳米级的特殊包装,使得原本20%至30%的损耗量降至0.5%。

“我们还关注奶牛的幸福指数。”Uzi为农场的每头奶牛装上了6个测量仪器,分别搜集食量、步数、睡眠质量、咀嚼次数等数据,精准计算其所需营养量。

除去精准化,以色列几乎所有初创企业,无一例外地瞄准了国际市场。

前述中方人士表示,不仅以色列企业相当重视国际研发合作,其政府也同欧盟、美国、日本、OECD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达成了合作协议,参加了29个国际和国家间工业研发活动,开展了大量项目合作。

而微软、IBM、英特尔、华为等跨国公司均在以建立研发中心,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技合作的进展。据此,以色列的研究机构和创新企业与世界顶尖科学家建立了良好的联系,获得了大量国际资金支持。其科研支出中,来自国外的资金占比在四成以上,已成为其第一大资金来源。

“怪异”现象:本土风投断层,孵化器多于初创企业

“不过,以色列也显现出诸多隐痛。”前述中方人士在以生活、工作和投资10多年,有较为深透的观察。

首先,尽管风投活跃,但本土风投基本集中在天使轮和A轮,B轮以上大多依赖于境外资金。

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Aram指出,以色列不是金融中心,全国仅有两家银行——以色列工人银行和国民银行,直接融资体系基本被垄断,其高昂的收费让初创企业不堪重负。

风投等间接融资的体量亦非常有限,且大多集中在特拉维夫。数据显示,尽管以色列的风投总量已从2012年的49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310亿美元,但本土风投占比不到2%。

比如,以色列理工大学位于第三大城市海法,持续融资的艰难和风险正使得毕业生们的创业意愿下降,开始选择IBM等大公司的稳定生活。

“其他城市就更难了。”Aram坦言,企业从襁褓期就必须赢得境外风投的青睐,而当前的优选之一便是中国。

金融科技孵化器Co-Founder首席执行官Avi Cohen透露,他们引入了香港汇丰等四家合作银行,现有资金3/4来自境外,且中国一家风投基金PandoGroup的2.5亿美元投资支撑了整个孵化器的运营。而在该孵化器中的Multi Sense网络反欺诈公司,如今同样依靠中国风投Bandit的支持。“明年会在上海召开一场金融科技会议,进一步寻找中国投资者。”

Itay正在通过谷歌翻译软件自学中文。今年7月,他用不太流利的中文与前来考察的中国平安集团做了数小时交流。“在这里,没有人不渴求金主的到来。”

第二个“怪异”现象是,各种孵化器、加速器数量超过了初创企业,且大多同质化。

除了提供办公地点、基础设施以及4-6个月的差异化培训外,这些孵化器大多不占有初创公司股权,其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国际化人脉和融资能力上,盈利主要来自中介费。

例如,拥有全球网络的孵化器Masschallenge(MC)不久前在耶路撒冷开设了分支机构,其负责人Yonit Golub Serkin介绍,已有835家公司从他们的孵化项目中“毕业”,MC共为其募集了14亿美元并创造了5万个就业岗位。最近,他们又从4270家初创企业中选出376家,正在全球范围寻找风投。

同样,美国众创空间Wework也在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设立了分支,初创企业可以按月签合同,等待融资。

“但是,更多无名的小型、微型孵化器缺乏人脉和竞争力,很难生存。”前述中方人士称。

赚快钱心态:哄抬“物价”,陷入“做不大”怪圈

以色列“双创”的又一隐忧,是文化、习惯所导致的企业“做不大”。在大量金主涌入的当下,创业者通常会哄抬“物价”以快速盈利。

“非常明显,这两年初创公司的收购价涨了很多。”前述中方人士说,资质和潜力相差无几的两家公司, 5年前后售价翻了6-10倍。

而这一切的基础,是源源不断的“金主”。

Hila援引官方数据称,今年的两场中以峰会,每次都有超过2000多家企业参与。2015年,从中国来到以色列的政务、商务和旅游人员共达4.7万人次,而今年截至8月底,这一数字超过了5万。“去年以色列的风投资金30%以上来自中国,今年还会更多。”

网络安全、精准农业、生物制药、智慧交通等是中国风投的热点,复星、阿里、盛景等企业代表团纷纷涌入,并由此带动了中国高校的对以投资。

以色列理工大学子公司Sealantis首席执行官Tomer Fuchs介绍,为了赢得中国投资,他们专门在中国申请了专利,并获得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1200万美元投资。

但事实上,以色列的公司已经越来越贵。

Eran也直言,早年他创办Gemini基金时,以色列的初创公司“很便宜”,但现在本土风投越来越难,因为“价格被炒起来了”。

前述中方人士分析,真正的好标的已过于昂贵,因而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粗中选精,还要注重整合双方资源,以免收购失败。他说,一些明星投资效应很可能会引致更多的跟风行为——例如,中国巨人网络的壳公司世纪游轮10月25日宣布,以发行股份255亿元和支付现金50亿元两种方式,收购以色列网络游戏公司Playtika,其中仅史玉柱一人就大手笔增持50亿元。

“如此收购未必可持续,会对明年的投资风气造成误导。”他表示,尤其是在对以投资已经过热的当下。

那么,大量的境外资金为何造不出一家华为、联想或者索尼、三星?

Eran分析,犹太民族骨子里缺乏安全感及其地缘政治的复杂性,使得他们一方面居危思危,只能以科技创新来富国强国,形成了挑战权威、愿意冒险的民族特征,即便是创业失败,也会屡败屡战。

另一方面,以色列人普遍具有赚快钱的心态,一旦看到资本的曙光,就会很快卖掉公司变现,以求回笼资金进行下一次创业。因而,以色列拥有大量创业经验丰富的导师,却缺乏能持久作战、深耕不懈的守望者。

前述中方人士劝诫中国企业,不要一哄而上,更不要简单购买,要深入调研并尊重其独特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,“我们的豪掷才有可能成功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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