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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局观 | 周其仁:体制成本的重升或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

来源  /  凤凰财经( ID:finance-ifeng)

作者  /  周其仁

“当年我们从争4保5到达到10,现在又从如日中天到面临下行压力,这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,就是体制成本的变化: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,也决定未来。

大局观 | 周其仁:体制成本的重升或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

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,而体制成本的重升,则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。周其仁近期再发大声,从法定成本、市场准入成本、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5个方面探讨体制成本的重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

 

2008年中国的经济年增长是8%,达到了1979年以来30年的平均增长率;2009年,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;2010年,中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;2013年中国又成了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,这是进出口加到一起算的;2014年,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。仔细分析,降低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秘诀,而体制成本的重升,则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。

我今天选了“体制成本看中国”这个角度,是用一个简明的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发生的变化,主要从法定成本、市场准入成本、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等5个方面探讨体制成本的重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。

▌法定成本上升:企业负担加重

企业经营的成本里有一块是竞争形成的成本,还有一种是法律规定的成本从1995年到2012年,我们GDP增加了8.6倍,工资总额增加了8.8倍。劳动成本跟名义GDP增长比没有高的太离谱,但税收增长了16.7倍,这是强制的,不纳税是违法的。而且,除了税收以外还有其他的费用,加到一起同期增长是18.8倍。

法定成本跟市场竞争形成的成本不同。自由竞争形成的成本会随着不好的经济形势下降,法定成本的调整还要开会,还要投票。2016年经济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“三去一降”降成本,法制成本是我们体制成本的组成部分,当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,进位到世界第二而且非常有望变成第一的过程中,我们的体制成本重新升上来了

▌市场准入成本:要从体制上解决

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,市场竞争开始激烈,每当开放一个市场就急需寻找新的市场,但很多壁垒还没有打开,要打开新市场不容易。不要只强调经济下行,问题是有机会却不让人做出反应,本来好做的生意也没法做了。这个问题是体制成本问题,像医疗改革,这个不是产能过剩的问题,问题卡在准入上,价格指引上。

准入和定价对动员资源非常重要,今天我们搞供给侧,以前搞需求侧,但是我们要清楚,做事不能靠喊口号,政府领导是制订政策的,这个问题只能从体制上解决,任你发多少文件喊多少口号都没用。

▌获得关键要素的成本:价格机制不能靠规划

企业对新的机会做反应,但是获得关键要素很难,比如房地产。从全国来说是产能过剩了,要去库存,但去库存的政策还没有好好贯彻,三四线城市还没有明显进展。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制度变量,不能在北京统筹全国的土地供应。现在人是流动,需要一个灵活的供应市场来应对灵活的需求。

现在的情况是只有城镇国有土地可以依法流转,集体土地不能依法流转。如果允许分散的流转,市场是有自我平抑的功能,而我们非要统一把土地划成不同的类,价格机制的形成不是规划能替代的。

▌移动、退出的成本:企业要研究的战略问题

过去要搞市场分割,有些地方会不准别的产品进来,这个问题花了很多年才解决。现在出现的新的问题是,做大了的公司要到别的地方去办总部,地方政府不让走。这也是我对地方竞争理论有保留的一个原因,地方竞争有很多积极影响,但是也有消极影响。这种体制在经济决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,但等到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的时候,它就变成障碍了,政绩和GDP就会受损。在什么时机移到另外更合适的地方去,这是企业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难题,不少商学院要研究这个问题。

▌修订法律政策的成本:一条规定,拖累全局

现在修法的成本太高,有一年出了一条文件“城市居民不得到郊区和农村购买农民宅基地上的物业”,这句话一出来整个郊区的景观投资、产业投资、民宿投资就遇到了一个障碍。现在城市居民汽车保有率这么高,乡村旅游那么火,但是遇到了体制障碍。还有宅基地问题,这些已经变成了国民经济难题。

这些年我们积累了新的办法,比如搞自贸区,授权一些地方在指定时间内暂停一些法律。至于土地问题,现在已经分别做了实验部署,但这些问题都变成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困难。

现在全球局面发生了变化,我们原来的立国之本是比较成本优势。现在我们生产成本上升中有一些硬性的制度成本上升得偏快,法定的制度成本、对新的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成本、摆脱一些过时的经济结构的退出成本、修订法律的成本,这些成本都在增加。

我们考虑成本,不单单要考虑生产成本,不单单是狭义的完备市场体制下的交易成本,更重要的是我们这种转型期国家伴随的体制成本,运行的制度成本,这个成本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当年我们从争4保5到达到10,现在又从如日中天到面临下行压力,这其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,就是体制成本的变化:体制成本决定经济发展,也决定未来。

注:本文摘编自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在人文经济讲座上的演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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